在中国，在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一百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虽然中国的医生占人口百分比还是很低，但其实目前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经饱和。在乡镇小医院里，则不乏一些医专及卫校毕业的人。那些进入比较低级别医院的，管理相对更不规范，收入低的同时带来的回扣和红包现象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被叫做医生。其实，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一个从外地二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同情地说：不到协和不知道这里的神经内科医生原来这么穷，在我们医院开每一份核磁共振检查，医生都有回扣的，收入比这高多了。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显得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要统一得多，标准化得多。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比而言，这样的背景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在30%到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万6千名医学生。每年的医学院招生会根据需求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的队伍里，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病人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灭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仿佛这个队伍里个个都是品德败坏的恶劣分子。

 如果我们再去看看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生存的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坚持清贫读医十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象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时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象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这可能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医生，“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就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

 一个医生留给患者的印象可能和他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有的人也许不会那么细致关怀，但是作为医生，他也许更了解为病患处理的核心要素，乃至根本就是这方面的高手――确实，他无法让你感到亲切，也许也无法让你感觉受到关注，不过在一些关键环节，他们能够高明地解决问题――这虽然不符合一个彻底高尚的医生的形象，不过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一厢情愿的设想，还是应该感恩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

 一个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不值一提：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笑话。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频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多样性出现的同时，医生为什么无法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个骨科医生关心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旷、不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他们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身上也会有人性的弱点，然后才是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Q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在我最绝望的?r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对医生有这些理想化期望很朴实，这么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事实是，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发展史上所占的比例。这件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正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有些人从医生这一行中退出？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官僚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他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眼前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冷漠。如果还有个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曾作为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它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而且，医学其实并不象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越来越峰回路转，但最后难免一败。

 医学院一毕业，就象第一个过滤站，过滤了一些起初一腔热诚然后心有旁骛的医学生，不管以什么具体或者抽象的理由。他们有的出国，有的进医药公司，有的改行。只是留下的也不是支纯粹的队伍，有的还象当年填志愿时那么喜欢做医生，大部分人则是一时想不好还能去干其他什么工作，于是也去了医院。

 进制药公司后，我遇到许多这样一开始或是中途离开医学现场的人，他们分布在公司的各个部门，观望着医院生活，在医学的外围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忍受不了医生生活的辛苦和没有规律，有些人适应不了医院里的派系斗争――虽然这样的斗争哪里都有，有些人是怀着对这个职业的爱恨交加忍痛离开的。有的人是质疑医学的发展已经渐渐受控于制药行业，那还不如直接投身做药算了。

 再看在医院里，也是几种人混在一起，有心甘情愿一辈子从医的，有无可奈何把医学当饭碗的，也有无可无不可的。只是在病人看来，他们都叫“医生”，他们的形象也都是共有的“医生”形象。这些病人，对他们职业背后的动因也不得而知。有时和在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会听到有些人在饭桌上强烈地质疑医院生活，但末了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先干着再说吧，别的也干不了。

     医生，是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冷暖自知的职业。他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1983年，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说的就是医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愈后而已。

 医学院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蛇杖”这个造型。具体说来，就是一条蛇缠着手杖――至今仍然是西医的标志。在古时候，因为蛇的外形，人们一方面觉得它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身上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蛇渐渐地被抬升为权力、先知、智慧的象征。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在出诊时，就总有条一米多长的蛇跟着他。他的手杖上刻着：“生也有涯，艺术无涯，历练难哉”传说中，最初是半人半马的基戎把阿斯克勒庇奥斯调教成了能干的医生，让他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在荷马时代，他虽是个名医，但仍然是个人而已，到了特洛伊之战后，才逐渐建立神的地位。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神圣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实习时，我看了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说的都是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的，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我们几乎与生俱来地，无一例外地，习惯祈求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于是，这些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我们期待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提供所有帮助。而我们在看病这件事里，干了些什么呢？任务尽数甩手给医生，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生病？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11月8日，杜蕾斯照例公布了本年度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性伴侣人数从去年的19.3个降到今年的3.1 个，舆论再次哗然，质疑声不断响起。

　　在中国，一份调查报告能每年一次引起所有媒体的关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杜蕾斯做到了。而这次的焦点仍在人均性伴侣人数上――去年人们在心存不平中质疑“我的那18.3个在哪里”，而今年，人们则在询问“谁能给我一个性伴侣的真相”。

　　如果说，去年还会有人怀疑杜蕾斯调查的科学性，那么，今年的调查数字已经暗示出调查本身的不科学。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份广受关注的调查为什么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更为科学地进行？

　　而在谈性依旧有点色变的中国，杜蕾斯的行为挑战的不仅仅是科学机构，更是隐藏在每个国人心中的性观念。

　　杜蕾斯性调查

　　作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杜蕾斯做此项调查完全合乎逻辑。1996年杜蕾斯第一次做全球性调查的时候，名单中并没有中国。

　　“当时中国还没有普及互联网，调查者要和受调查人面对面地进行。在中国人群中，进行这样的关于性的调查，难度很大，舆论也很难接受。”负责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公布的媒体发言人冯莺女士解释说。

　　但是，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性调查，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一直缺席，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终于，在新世纪来临的2001年，中国进入了杜蕾斯全球性调查的样本。当年的调查报告中写到：“在所调查的2 8个国家中，有70%的中国人只有一个性伴侣，在性爱方面中国人是最忠实的，而美国只有11%的人承认他们只有一个性伴侣。大约有一半(49%)的中国人比较关注艾滋病，只有7%的人从来不用保护措施。”

　　虽然是第一次涉及中国，但是，当年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引起关注。从2002年开始，杜蕾斯告别费钱又费力的传统调查方式，采用网上调查。

　　2004年，调查结果“中国人平均有19.3个性伴侣”横空出世。从北到南，全国各媒体纷纷做了大篇幅报道，网上头条也顷刻间成了杜蕾斯的广告专区。

　　人民网如此评论：美国男人平均性伴侣是6个，女人是2个，咱们难道能超过美国吗？即使回答问卷的人都是网民，也应该不到19个，很多人在开玩笑吧。

　　
　　取样结果难以信服

　　杜蕾斯官方网站上显示：2005年全球性调查，有来自41个国家，超过31.7万人参加了这次世界上规模最大，关于对待性的态度和性行为的调查。今年是第9次，规模比第一届扩大了4倍。该项目对调查参与者的性别和年龄进行了分析，对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性生活的态度和性行为予以深入而准确地描述。

　　除此之外，并没有公开调查数据的取样和分析过程、调查模型等被学者认为是很重要的资料。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广东计划生育与性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朱嘉铭的态度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观点：“科学调查不能当儿戏，若不能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出19.3到3.1的变化，是不可以被认定为科学调查的。网上调查随意性太大，没有区分人群，没有随机取样，结果不能取信。”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对于中国性问题一直有严谨研究，所以他表示，对此结果根本没有必要发表看法。

　　据冯莺介绍：调查是委托英国专业调查机构进行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是根据统计学理论来进行筛选和分析的。这次调查本来有48个国家参加，但其中有7个国家的数据被专家认定为无效。中国有9万人接受了调查，男女比例持平。

　　冯莺解释说：“去年接受调查者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这也是19.3个性伴侣的数字偏高的原因，而今年的3. 1个更趋于合理。”

　　但香港性学会主席李伟仪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却有另外的看法。她认为，所谓数据上的科学性，主要关乎问卷设定时的客观性。譬如不设计引导性的问题，不针对特定某个群体而设定不利于他们的问题(指故意设计一些问题，导致丑化的结果)。从这角度看来，杜蕾斯的开卷设计十分中肯，适合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士作答。

　　另一方面，杜蕾斯每年的被访者都是自愿而不固定地参加，因此所取得的人口样本，每年也是不同的。由于不同人士的性经验差异甚大，所以每年都出现不同的结果。不过，如果作答的人数越多，性经验较为稳定和平均的被访者数目也会越多，即可“中和”一些极端的例子。而且，当此类研究能持续进行，作答者能抱着平常心去作答，也可以逐渐减少有人刻意夸大数字。

　　因此，只有一些追踪性的调查(例如每年数千名被访者均来自同一群体或样本)，才能保证到数据上的平稳。

　　性调查的中国痛

　　杜蕾斯全球性调查之所以能在民众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更多原因恐怕在于涉及了一个“性”字，而调查本身的意义远不止此。

　　杜蕾斯公司颇受质疑不是因为“性”调查，而是调查缺少“科学性”。而“中国性学第一人”张竞生，则远没有杜蕾斯幸运，因为“性”，他连做学问都不成。

　　张竞生不仅是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

　　1926年5月，担任“北京大学风俗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竞生，出版了《性史》第一集，初版印刷1000 册。书中收集了多篇约来的文章，如小江平《初次的性交》、一轲(即张竞生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我的性经历》文。

　　在每篇文章之前的按语中，张竞生发表了不少直白坦荡的议论，诸如每月夫妻之间性交几次才合适、妻子面对丈夫的调情求爱应该如何既羞涩又大胆之类。

　　这些按语和杜蕾斯的很多调查数据实属同一个统计范畴，都是在试图展示国人的性现状。然而，《性史》出版后仅四个月，便在天津遭禁。随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区也被封杀。张竞生同时被传统势力斥为“卖春博士”。

　　几乎在同一时代的美国，一位名为海特的女性学家发表《海特性学报告》，全套书分男人卷、女人卷和情爱卷，主要由被取样的当事人自述组成。此报告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性学调查报告之一。

　　张竞生曾感慨地说：“有人主张节制生育而被待为上宾，只因她是美国女人；我主张节制生育被视为神经病，是因为我是中国男人。”

　　而如今，性不再只是一个可供增加谈资的私人话题，更衍变出各种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涉及性健康、性教育等各个领域。社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了解自身的性现状，以图找到合适有效的办法来应对这些问题。

　　长期在香港公开探讨性观念的李伟仪表示，内地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与80年代改革开放和经济起飞同步发生，并以 90年代快速进展。但由于外国的性解放时间较长，很难直接作对比，但可以尝试把内地和香港加以比较。

　　科学的中外之争

　　近年来，在网上和学界进行的性调查在中国方兴未艾。但是，都面对着同样的困扰：不仅仅缺乏经费和调查不规范，而且一个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即使在学术界，对于性调查真实性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所以经常把性调查叫做“假数真算”。

　　1994年10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劳曼教授出版了《性的社会组织》一书，被传媒列为1994年美国十大科技新闻的第四位，被通俗地叫作“芝加哥报告”。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运用严格等概率抽样的方法，对一个2.5亿人口的大民族进行性方面的社会调查。仅仅从抽样的角度来看，它可以相当精确地反映出美国人的性生活状况。

　　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生物学家提出质疑。他说：这次调查的结果表明，美国男性在一生中所拥有性伴侣的平均人数，要比女性的性伴侣平均人数多不少。按照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里，除去极少数同性恋者以外，男人和女人的性伴侣人数必然是相等的。否则，男人们多出来的那些性伴侣又从何而来呢？总不能都是妓女或者外国女人吧？

　　这个质疑一出，顿时引起相当大的思想混乱。不仅许多社会学以外的人士以此来彻底否认这个调查，就连一些社会学家也纷纷随声附和，试图用否定这个调查来捍卫社会学的“科学性”。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潘绥铭教授主持下，在全国(不含台港澳)范围内，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

　　这份报告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可与“芝加哥报告”相媲美，其成果在 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该报告至今未在媒体详尽刊发。“这也是杜蕾斯性调查能引起国民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至少说明公众迫切需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朱嘉铭教授看来，“何止公众，决策者更应该充分了解并重视这些信息，以对性健康和性教育问题做出更加有效而及时的措施。这种性现状的调查可以从宏观上对各个领域的问题产生正确的指导作用。”

　　中国式科学调查

　　潘绥铭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所主持的这次性调查活动。据他介绍，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调查组通过电脑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调查层次。再根据层次随机抽样，确定调查对象的住户地址，然后根据随机抽样原则，从每一住户内确定具体调查对象。一经确定，就不能更换或由他人替代。

　　调查工作人员打电话或上门动员，受访者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调查，不接受的，做无效问卷处理。此次调查共确定了5 000名调查对象，其中3820人做出了有效回答，占全体调查对象的76%，达到了社会学调查标准。

　　为了确保答题的真实性和调查的科学性，调查组设计了多道测谎题，并采用了多种保密措施。如将调查对象约至就近的房间，同性别、一对一地进行调查；上门动员的人与最终进行调查的人分开，保证调查对象面对陌生人答题；调查人员与调查对象隔离，由被调查者独立操作电脑，通过按键选择答案。

　　潘教授表示，要“真实地”了解人类的身心活动，所谓“现代科学”其实只有三大类方法可用。第一类是“监测”，就是用尽一切办法，把人类的身心活动当成石头那样的客观存在物来监视、检验与测量。美国的“泰罗工作制”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第二类是“证明”，就是用尽一切“证据”，通过推理来确定某个“真实”的存在。这类方法已经被西方的司法实践推到了极致，甚至达到违背人之常情的地步。可惜，社会学基本上也无法运用“证明法”。一则在大规模调查中不可操作，二则在道义上，社会调查毕竟不是审讯。

　　只有第三类方法可以为社会学所用，它就是“询问”。无论问卷法还是个案访谈法，所获得的资料，其实都是被调查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想法所做出的说明，也就是被调查者所“主诉”的情况。

　　即使在参与观察中，绝大多数人类活动所包含的意义，也仍然需要由被调查者来告诉研究者，也仍然是一种“询问” ，所依赖的也仍然是被调查者的“主诉”，真实性很难保证。

　　如此繁琐庞杂的调查报告，是杜蕾斯远没有想到、更没有做到的。所以，19.3空降到3.1这样的情形才不可避免地发生。

　　遗憾的是，人们关注杜蕾斯的同时，没能有一个权威机构公布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以正视听。人们依旧在杜蕾斯的调查中疑惑着那突然增加的18.3个和突然消失的16.2个。质疑在无效之后，变为疑惑，进而变为期待。

    但当这些理论被现实证明延长了几个月的生存期后，当我翻着桌上成垛成垛的国际试验资料时，当看着亲近或是敬重的人离开时，我就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也许，人们离真正掌控生命的那一天还远着呢。或者说，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正视一个现实：疾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几个月的生存期在医学上是有效的，甚至也是重要的技术突破，不过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巨大的痛苦，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开始对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机体产生了期望，这个期望越高，投入越大，对病后的生命质量影响就越大。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打听“伊丽莎”，这个名字我太熟了。它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开发的新型治肺癌的小分子靶向治疗药，可以口服，副作用比化疗药物小，但真正的疗效那时还在验证中。

    朋友的婆婆患肺癌，在去世前她有着超强的求生热情，忍受了化疗、放疗的所有痛苦，最后的希望就是这个叫“伊丽莎”的药丸。因为当时还没在中国上市，许多病人千方百计打通关系托人从国外带。我见过许多肺癌病人都不惜千金搞来“伊丽莎”，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粒昂贵的小药丸上。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搞文科的朋友好奇地问起我所做的抗癌研发。我深有感触：“生存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词，从科学意义上讲，抗癌的效果在于延长了生存时间，哪怕是一两个月，都可能算是有统计学差异，算是成功，算是有效。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个时间对一个病人意味着什么实在很难说。面对疾病其实不仅仅是医学这么简单。”

    我依旧在读那些为制造出一点新花样而欢呼雀跃的学术理论和最新发表的文章，依旧在朋友生病的时候接电话，提供一点渐渐不再新鲜的医学知识，然后提供两三个可联系的熟人医生电话。我不禁自问：在医学概念中，活着就是赢，但是在生活中呢？我们有身体，有感受，有亲人，有全部的生活，活着应该是这些全部质量的总和。

自说自话的医学？

对普通人来说，医学是晦涩的。跟我们所景仰的很多学问一样，有着所谓的大词儿逻辑。生活里涌出了一本本教人如何经营如何成功的智慧宝典和心灵鸡汤，这些是身体健康时考虑的大事。然而，却很少有人去生动地关心人在疾病王国的生存，以并不晦涩的语言告诉我们医学的真相，告诉我们如何拿出全部人生智慧，去做一个聪明的病人，去面临无法逃避的死亡。

    我很喜欢一本叫做《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书。作者自学了六门语言，喜欢一切似乎低俗和不上道儿的学问。他戴着一副墨镜，模样和经历与一贯的科学家形象很不相符。他决定和正统学者们开个玩笑，写本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除了揭开那些被遮掩事实的井盖之外，他还想试图向人们说明一点，其实文明历史中有许多看起来荒诞可笑的细节，但在写历史时，这些包含着真相的杂音常被人筛掉，总被省略不计。因为按照正统的思维来说，这样的事实列举出来总让某些人的神经承受不了。于是，有人愤怒地评论他是在和正统叫板。而这位戴着墨镜的作者在序言里说：

    “我们拿教科书来说吧，历史总是遵循着这么一条逻辑线索：有某些伟大的战争，然后就是某些条款，再后就是某些伟大的男人和女人。”

    “当我读到有关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时，都会发现作者的方法太符合逻辑了，太有秩序了，太狭窄了。其实，历史是凌乱不堪的。”

    我们来看看书中讲述的医学里那些可能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被视为“怪诞的狂人”作者历数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在作者看来，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页……这些医疗活动在当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然后胡闹。

    在我们大家抱怨现在的医疗何等地让人失望的时候，其实在过去，医疗更不怎么的。这位作者有些夸张的感慨，多少说出了大家可能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在过去，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拜伦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无奈地摔死在这个令人恐惧的深渊里。

    不仅如此，一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医学野史，其实也隐藏着几丝讽刺的味道。比如，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八颗牙齿，其实是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嘴里拔来的。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除了历史学家分析的各种理由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痔疮发作，使得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所以，“历史不再是按照逻辑从战斗走向战斗，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些表面上看似荒诞可笑的细节，其实提醒了身体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存在，对医学一样重要。但这些细节，因为不符合人们赋予医学的严肃面孔，总是被忽略不计。

    看看我们教科书里的医学，从来都是从经验到实证理论的飞跃，从来都是什么时候医生开始使用听诊器，什么时候外科器械开始出现，又是什么时候核磁共振检查仪器问世。那些句子的语法，是理顺的医学语言，套上了标准的、统一的医学表述面具。作为医学生，从年轻时就把自己凡俗的六根摘净，进入这样的标准化、消毒水世界，学到的是一些刻板的、事先被人梳理好的史实和资料。我们很少能听到一点鲜活的、具有个性的观点，更别说离经叛道的见解了。

    看看我们能读到的医学读物，闻上去也是一股消毒水的刻板味道，大都是《防病治病一百》之类的患者教育简易教材。医学似乎很不乐意用另一种轻松可读的语言说话，很不乐意被用另一种“不严肃”的方式解读，结果就是，给普通的病人带来了距离感。病人无法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了解疾病，了解医学。

    可以说，医学的世界近于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世界，行话、术语、专有名词充斥其间。因为医学是和健康、和生命、和死亡有关的，一直以来，人们似乎认为严肃、刻板是医学最好的表达方式。医学的每次出场，都是以近乎八股的形式，以行话和专有名词先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些，对于不熟悉这种方式的普通人来说，陌生感和无助感油然而生，距离一下子被拉开。我们感觉不到一个温暖的、贴近的、有血有肉的医学存在。如果不能了解疾病了解医学，我们又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医学的这种陌生感、距离感，其实不是医学本身的错，而是表述的错，它没能以最恰当的形式出现在医学圈子之外的人们面前，出现在最需要它的病人面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容忍象《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作者那样的口吻去描述医学呢？它起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更人性化、更有趣、更鲜活的方式谈论医学，这正是圈外人士需要的读物。

我曾经听过一个吹萨克斯小有名气的老演奏家的讲座，这位脑袋后面梳着马尾巴的艺术家除了对Louis Armstong烟雾一样的爵士嗓推崇备至外，还认真地对我们说：医学也是一门艺术，其实各种艺术最终抵达的境界是相通的，比如一个外科医生能弹手好钢琴，一个内科医生喜欢吟诗作画，都能修身养性，最终在面对病人时会一并连着医学知识回馈给病人。“生命虽短暂，艺术却长存”，希波克拉底自己就希望每个从医的人能把医学最终做到艺术的境界，这和多样化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Atul Gawande就是这样一位人文化医生。这位在美国波士顿行医的外科医生，喜欢思考、有很多酷想法的医生，在他《并发症》一书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这位《纽约客》的医学专栏作家，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一手紧握手术刀的同时，仍旧像呵护财富一样让自己保有开放、活跃的思想。在他的身上，没有染上消毒水味道的古板医学气。他喜欢摇滚乐，“没有比摇滚乐里的生活更美妙的了――当然我指的是很棒的摇滚乐。”换了大部分没什么业余爱好的医生，肯定会说句脸谱式的话，救死扶伤是最美妙的生活。仿佛不这样，就不能维持医生的形象。但这位音乐爱好者的喜好并不妨碍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投入，甚至有可能更深化了他的思考。这位喜欢THE WHO和鲍比迪伦的外科医生，一手拿着手术刀，一边思考着医学背后的问题，最后集成了《并发症》这本书。人们评价说，他的文章就像他的手术刀一样，刀刀稳准，切中要害。这些文章消解了医学刻板面孔，但不妨碍把现实解剖给你看。

但是看看我们身边所能读到的医学读物，他们的作者大多没这么有趣。仿佛不板起脸来，不行文晦涩，不带着消毒水味，就不能在读者面前获得权威性和说服力。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进步与缺陷并存的世界里，去拿出自己全部的智慧，直面疾病王国，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自从学医近十四年以来，医学展现的是一个无比纷繁庞杂的世界。一个聪明病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是这本书可以涵盖的。可能更多的时候，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因为曾经受过的医学生教育，因为我多年来怀揣却未遂的人文化医生的理想，因为曾经做过医学的基础研究，因为现在每日从事的医药工作，因为期间我目睹过种种患者、朋友生病的经历，这样的思考，也许具有了某种多样性和多角度。我希望用这种理性唠叨的方式，和你一起说说关于生病这件事，关于医生医院和病人病患这种共同奋斗、但多少是互相很难谅解的奇妙关系，但愿这多少能促使你重新去打量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重新调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随着李媛媛、梅艳芳的英年早逝，“子宫颈癌”成了女性世界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字眼。不少女性开始惶恐，但也因此获益，开始有了健康意识，并关注相关讯息

“达菲”目前被认为是治疗禽流感最有效的药品，在世界性禽流感危机四伏的时候，这种药品成了各国争相购买的抢手货。可是近来日本媒体频频报道，抗禽流感的宠儿“达菲”很可能对人体有副作用，甚至可能与12名孩子的死有关。这个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消耗全球77%“达菲”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接到的报告表明，自2000年批准抗流感特效药物“达菲”以来，已经有12名服用过此药的日本少年死亡。死因分别为：自杀、猝死、心脏停跳等。另有32例报告称，有人服药后出现幻觉、行为异常等精神病症状，其中31例都发生在日本。

据FDA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服用“达菲”之后死亡的患者多达71人，但是16岁以下的死亡者基本上都在日本，而成年死者又几乎都是美国人。据“达菲”生产厂家瑞士罗氏制药公司透露，在过去的5年间，日本对“达菲”的使用量占全球总消耗量的77%，其中儿童的使用量最多，是美国的13倍以上。FDA分析，在日本，“达菲”的流通量较大，加之人们对流感病症非常重视，这可能是日本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原因。

政府要求扩大储量

11月18日，FDA专家小组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本青少年死亡事件与服用抗流感药物“达菲”有直接关联。日本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对记者表示，“达菲”的副作用“还不到重大的程度”。日本厚生省对于“达菲”有严重副作用的看法也持否定态度，并表示要继续增加日本“达菲”的储备量。

尽管关于“达菲”副作用的报道占据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位置，但在新近推出的防治禽流感“行动计划”中，日本政府要求到明年为止，日本国内至少需要储存2500万人份（一人份按10粒计算）的“达菲”，将日本全国储存药量指标由过去的20%提高到84%。

地方政府不积极

对于这项紧急计划，日本地方政府考虑到“达菲”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因此表现得并不积极。在政府公布了大量存储的行动计划之后，一些县市的“达菲”储备量竟然为零，另一些地区的“达菲”储备也仅有几千粒，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指标。

日本不少医学专家也对这种“世界之最”的消耗量提出了疑问，大阪的一名医生更是公开与厚生省唱反调。他说，即使没有发烧的人，在服用了“达菲”之后，也出现了异常行动，动物实验也证明，服用“达菲”之后，动物曾经发生突然死亡的事例。所以他认为，“达菲”与神经异常和精神失常等副作用的因果关系应该说是很明确的。

不少日本专家建议民众，对于流行性感冒，一般来说只要注意保暖，并充分休息，都会治愈，不要一味地依赖药物，对“达菲”更要慎用；而政府应该更重视如何防止因服用“达菲”所造成的死亡事例，而不是手忙脚乱地大量储存“达菲”。(

    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ＳＵＥＤＥ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