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医生的诞生，要比一个美国医生容易得多。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和美国培养医生的不同教育体系，确实使得中国医生的素质难以掌控，难以一言概之。这使得大家在评价中国医生时，除了拉出华佗、张孝骞之外，常常会拿现在的国外医生进行对比。

 在中国，在最鼎盛的“社会大办学”热潮时，曾经有“县县办卫校，区区办医专，省省办医学院”的红火景象。即使现在，也仍然存在为发展教育盲目扩招的问题。在中国，大凡是一定规模的城市，都起码有一个医学院，至于像解剖学这样的基本课，有的规模小的医学院可能连尸体都摸不上，老师直接对着挂图跟下面一百号人讲“同学们，这根血管是这么走的”。在中国，一个医学生读书的年头，从三年到八年不等。其中，多为三到四年的专科，五年的本科。大大小小的医学院教育培养医学生的方法也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医学生大批毕业后，导致了就业的难题。虽然中国的医生占人口百分比还是很低，但其实目前城市里大医院的医生已经饱和。在乡镇小医院里，则不乏一些医专及卫校毕业的人。那些进入比较低级别医院的，管理相对更不规范，收入低的同时带来的回扣和红包现象更明显。但所有这些人，被叫做医生。其实，这支叫做“医生”的队伍良莠不齐，面临的生存环境也各不相同。记得在神经内科实习的时候，一个从外地二级医院来进修的医生，同情地说：不到协和不知道这里的神经内科医生原来这么穷，在我们医院开每一份核磁共振检查，医生都有回扣的，收入比这高多了。

 在美国，医学教育就显得井井有条得多，成为医生的流程相对要统一得多，标准化得多。立志读医学院的，必须经过本科的检验。本科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专业，相比而言，这样的背景人文色彩也会更多样化。这些人必须在四年本科修完之后才能申请医学院，在申请医学院的人中，录取率大约在30%到45%，之后一读又是四年。在美国，每年总共录取大约1万6千名医学生。每年的医学院招生会根据需求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就业。

 因为中国医生的入行门槛相对低，入学的医学生数量多，而全国单二甲以上的医院就有近6000家，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混在医生的队伍里，是磨洋工、不负责任的投机分子。如果病人落在他们手里，病人大多觉得这些医生冷漠、贪婪、无能、医术平庸。这些人正雪上加霜地毁灭着整个“医生”队伍的声誉。这种没有规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病人敌视每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医生的形象日趋负面，仿佛这个队伍里个个都是品德败坏的恶劣分子。

 

 如果我们再去看看规模相对比较大、管理比较正规的三级医院。在许多三甲医院，博士学位几乎是在医院最后生存的底线。虽然学位不能说明他们的道德基因，但能坚持清贫读医十余年，本身多少能说明他们的坚持和努力。起码象我这样中途离开要么出国、要么进公司的人，会向他们致敬。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时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象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这可能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医生，“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就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

 一个医生留给患者的印象可能和他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两回事。有的人也许不会那么细致关怀，但是作为医生，他也许更了解为病患处理的核心要素，乃至根本就是这方面的高手――确实，他无法让你感到亲切，也许也无法让你感觉受到关注，不过在一些关键环节，他们能够高明地解决问题――这虽然不符合一个彻底高尚的医生的形象，不过如果我们抛开那些一厢情愿的设想，还是应该感恩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

 一个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不值一提：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笑话。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频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多样性出现的同时，医生为什么无法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个骨科医生关心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旷、不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他们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身上也会有人性的弱点，然后才是医生。

  一个台湾网友在网上贴一篇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Q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在我最绝望的?r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对医生有这些理想化期望很朴实，这么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事实是，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发展史上所占的比例。这件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正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有些人从医生这一行中退出？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官僚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他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眼前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冷漠。如果还有个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曾作为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它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而且，医学其实并不象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越来越峰回路转，但最后难免一败。

 

 医学院一毕业，就象第一个过滤站，过滤了一些起初一腔热诚然后心有旁骛的医学生，不管以什么具体或者抽象的理由。他们有的出国，有的进医药公司，有的改行。只是留下的也不是支纯粹的队伍，有的还象当年填志愿时那么喜欢做医生，大部分人则是一时想不好还能去干其他什么工作，于是也去了医院。

 进制药公司后，我遇到许多这样一开始或是中途离开医学现场的人，他们分布在公司的各个部门，观望着医院生活，在医学的外围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忍受不了医生生活的辛苦和没有规律，有些人适应不了医院里的派系斗争――虽然这样的斗争哪里都有，有些人是怀着对这个职业的爱恨交加忍痛离开的。有的人是质疑医学的发展已经渐渐受控于制药行业，那还不如直接投身做药算了。

 再看在医院里，也是几种人混在一起，有心甘情愿一辈子从医的，有无可奈何把医学当饭碗的，也有无可无不可的。只是在病人看来，他们都叫“医生”，他们的形象也都是共有的“医生”形象。这些病人，对他们职业背后的动因也不得而知。有时和在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会听到有些人在饭桌上强烈地质疑医院生活，但末了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先干着再说吧，别的也干不了。

     医生，是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冷暖自知的职业。他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1983年，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说的就是医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愈后而已。

 医学院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蛇杖”这个造型。具体说来，就是一条蛇缠着手杖――至今仍然是西医的标志。在古时候，因为蛇的外形，人们一方面觉得它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身上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蛇渐渐地被抬升为权力、先知、智慧的象征。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在出诊时，就总有条一米多长的蛇跟着他。他的手杖上刻着：“生也有涯，艺术无涯，历练难哉”传说中，最初是半人半马的基戎把阿斯克勒庇奥斯调教成了能干的医生，让他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在荷马时代，他虽是个名医，但仍然是个人而已，到了特洛伊之战后，才逐渐建立神的地位。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神圣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实习时，我看了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说的都是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的，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我们几乎与生俱来地，无一例外地，习惯祈求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于是，这些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我们期待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提供所有帮助。而我们在看病这件事里，干了些什么呢？任务尽数甩手给医生，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生病？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我曾经在一家新兴生物医药公司做抗癌新药的研究。我们产品的治疗概念很新鲜，时常有各国投资者找上门来，也时常有一些已经试遍已有治疗方法的病人主动找上门来。我们甚至开始去找国际大公司谈上市后合作推广的事。我经常忙于整理成打成打的幻灯，从原理到试验，五六十张幻灯一一陈述。有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快接近某种可能会成功的理论天堂了，甚至自己相信癌症治疗真的会因此发生些改变了。

    但当这些理论被现实证明延长了几个月的生存期后，当我翻着桌上成垛成垛的国际试验资料时，当看着亲近或是敬重的人离开时，我就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也许，人们离真正掌控生命的那一天还远着呢。或者说，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正视一个现实：疾病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几个月的生存期在医学上是有效的，甚至也是重要的技术突破，不过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可能意味着巨大的资金投入、巨大的痛苦，这些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开始对这个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机体产生了期望，这个期望越高，投入越大，对病后的生命质量影响就越大。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打听“伊丽莎”，这个名字我太熟了。它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开发的新型治肺癌的小分子靶向治疗药，可以口服，副作用比化疗药物小，但真正的疗效那时还在验证中。

    朋友的婆婆患肺癌，在去世前她有着超强的求生热情，忍受了化疗、放疗的所有痛苦，最后的希望就是这个叫“伊丽莎”的药丸。因为当时还没在中国上市，许多病人千方百计打通关系托人从国外带。我见过许多肺癌病人都不惜千金搞来“伊丽莎”，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粒昂贵的小药丸上。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搞文科的朋友好奇地问起我所做的抗癌研发。我深有感触：“生存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词，从科学意义上讲，抗癌的效果在于延长了生存时间，哪怕是一两个月，都可能算是有统计学差异，算是成功，算是有效。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个时间对一个病人意味着什么实在很难说。面对疾病其实不仅仅是医学这么简单。”

    我依旧在读那些为制造出一点新花样而欢呼雀跃的学术理论和最新发表的文章，依旧在朋友生病的时候接电话，提供一点渐渐不再新鲜的医学知识，然后提供两三个可联系的熟人医生电话。我不禁自问：在医学概念中，活着就是赢，但是在生活中呢？我们有身体，有感受，有亲人，有全部的生活，活着应该是这些全部质量的总和。

 

自说自话的医学？

 

对普通人来说，医学是晦涩的。跟我们所景仰的很多学问一样，有着所谓的大词儿逻辑。生活里涌出了一本本教人如何经营如何成功的智慧宝典和心灵鸡汤，这些是身体健康时考虑的大事。然而，却很少有人去生动地关心人在疾病王国的生存，以并不晦涩的语言告诉我们医学的真相，告诉我们如何拿出全部人生智慧，去做一个聪明的病人，去面临无法逃避的死亡。

    我很喜欢一本叫做《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书。作者自学了六门语言，喜欢一切似乎低俗和不上道儿的学问。他戴着一副墨镜，模样和经历与一贯的科学家形象很不相符。他决定和正统学者们开个玩笑，写本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

    除了揭开那些被遮掩事实的井盖之外，他还想试图向人们说明一点，其实文明历史中有许多看起来荒诞可笑的细节，但在写历史时，这些包含着真相的杂音常被人筛掉，总被省略不计。因为按照正统的思维来说，这样的事实列举出来总让某些人的神经承受不了。于是，有人愤怒地评论他是在和正统叫板。而这位戴着墨镜的作者在序言里说：

    “我们拿教科书来说吧，历史总是遵循着这么一条逻辑线索：有某些伟大的战争，然后就是某些条款，再后就是某些伟大的男人和女人。”

    “当我读到有关过去的几乎所有的事时，都会发现作者的方法太符合逻辑了，太有秩序了，太狭窄了。其实，历史是凌乱不堪的。”

    我们来看看书中讲述的医学里那些可能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被视为“怪诞的狂人”作者历数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在作者看来，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页……这些医疗活动在当时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然后胡闹。

    在我们大家抱怨现在的医疗何等地让人失望的时候，其实在过去，医疗更不怎么的。这位作者有些夸张的感慨，多少说出了大家可能都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在过去，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拜伦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无奈地摔死在这个令人恐惧的深渊里。

    不仅如此，一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医学野史，其实也隐藏着几丝讽刺的味道。比如，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八颗牙齿，其实是从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嘴里拔来的。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除了历史学家分析的各种理由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痔疮发作，使得这位伟大的战略家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部队。所以，“历史不再是按照逻辑从战斗走向战斗，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时代”，“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些表面上看似荒诞可笑的细节，其实提醒了身体是我们无法忽略的存在，对医学一样重要。但这些细节，因为不符合人们赋予医学的严肃面孔，总是被忽略不计。

 

    看看我们教科书里的医学，从来都是从经验到实证理论的飞跃，从来都是什么时候医生开始使用听诊器，什么时候外科器械开始出现，又是什么时候核磁共振检查仪器问世。那些句子的语法，是理顺的医学语言，套上了标准的、统一的医学表述面具。作为医学生，从年轻时就把自己凡俗的六根摘净，进入这样的标准化、消毒水世界，学到的是一些刻板的、事先被人梳理好的史实和资料。我们很少能听到一点鲜活的、具有个性的观点，更别说离经叛道的见解了。

    看看我们能读到的医学读物，闻上去也是一股消毒水的刻板味道，大都是《防病治病一百》之类的患者教育简易教材。医学似乎很不乐意用另一种轻松可读的语言说话，很不乐意被用另一种“不严肃”的方式解读，结果就是，给普通的病人带来了距离感。病人无法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了解疾病，了解医学。

    可以说，医学的世界近于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世界，行话、术语、专有名词充斥其间。因为医学是和健康、和生命、和死亡有关的，一直以来，人们似乎认为严肃、刻板是医学最好的表达方式。医学的每次出场，都是以近乎八股的形式，以行话和专有名词先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些，对于不熟悉这种方式的普通人来说，陌生感和无助感油然而生，距离一下子被拉开。我们感觉不到一个温暖的、贴近的、有血有肉的医学存在。如果不能了解疾病了解医学，我们又如何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医学的这种陌生感、距离感，其实不是医学本身的错，而是表述的错，它没能以最恰当的形式出现在医学圈子之外的人们面前，出现在最需要它的病人面前。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容忍象《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作者那样的口吻去描述医学呢？它起码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更人性化、更有趣、更鲜活的方式谈论医学，这正是圈外人士需要的读物。

 

我曾经听过一个吹萨克斯小有名气的老演奏家的讲座，这位脑袋后面梳着马尾巴的艺术家除了对Louis Armstong烟雾一样的爵士嗓推崇备至外，还认真地对我们说：医学也是一门艺术，其实各种艺术最终抵达的境界是相通的，比如一个外科医生能弹手好钢琴，一个内科医生喜欢吟诗作画，都能修身养性，最终在面对病人时会一并连着医学知识回馈给病人。“生命虽短暂，艺术却长存”，希波克拉底自己就希望每个从医的人能把医学最终做到艺术的境界，这和多样化的生活密不可分。

    而Atul Gawande就是这样一位人文化医生。这位在美国波士顿行医的外科医生，喜欢思考、有很多酷想法的医生，在他《并发症》一书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这位《纽约客》的医学专栏作家，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一手紧握手术刀的同时，仍旧像呵护财富一样让自己保有开放、活跃的思想。在他的身上，没有染上消毒水味道的古板医学气。他喜欢摇滚乐，“没有比摇滚乐里的生活更美妙的了――当然我指的是很棒的摇滚乐。”换了大部分没什么业余爱好的医生，肯定会说句脸谱式的话，救死扶伤是最美妙的生活。仿佛不这样，就不能维持医生的形象。但这位音乐爱好者的喜好并不妨碍对医生这一职业的投入，甚至有可能更深化了他的思考。这位喜欢THE WHO和鲍比迪伦的外科医生，一手拿着手术刀，一边思考着医学背后的问题，最后集成了《并发症》这本书。人们评价说，他的文章就像他的手术刀一样，刀刀稳准，切中要害。这些文章消解了医学刻板面孔，但不妨碍把现实解剖给你看。

但是看看我们身边所能读到的医学读物，他们的作者大多没这么有趣。仿佛不板起脸来，不行文晦涩，不带着消毒水味，就不能在读者面前获得权威性和说服力。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进步与缺陷并存的世界里，去拿出自己全部的智慧，直面疾病王国，去做一个聪明病人。

 

    自从学医近十四年以来，医学展现的是一个无比纷繁庞杂的世界。一个聪明病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不是这本书可以涵盖的。可能更多的时候，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因为曾经受过的医学生教育，因为我多年来怀揣却未遂的人文化医生的理想，因为曾经做过医学的基础研究，因为现在每日从事的医药工作，因为期间我目睹过种种患者、朋友生病的经历，这样的思考，也许具有了某种多样性和多角度。我希望用这种理性唠叨的方式，和你一起说说关于生病这件事，关于医生医院和病人病患这种共同奋斗、但多少是互相很难谅解的奇妙关系，但愿这多少能促使你重新去打量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重新调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在十七岁那年，一个朋友向我描述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听完之后，怀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我考了医学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我来说，这八个字眼闪着某种能带我超越平凡的光芒。但在八年的医学生教育结束后，我没有穿上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去做一个医生。这些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当医生，真可惜。
    在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他们的老师的故事。讲内科的必定会提到协和消化科名医张孝骞。张老形容自己面对每个病人时的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据说，他诊断的这例是世界第八例。上妇产科时，几乎每个老师开讲前都会先讲一段妇产科名医林巧稚的故事。据说，林老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她能守在产妇的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1983年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但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稀少。
    在年轻时，我曾把自己的中途退场原因更多地归为医生这一职业，正面临着某种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普遍丢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埋怨和批判。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五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八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在我渐渐接近医生生活的路途中，一个现实放在面前――当年打动、鼓舞我填志愿的林巧稚记录片中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这样的失落，最初促使填写志愿的那种生活方式失去了寄托。身穿实习医生白大褂的我，成了无脚鸟。像每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去一知半解地抱怨、一叶障目地感慨，去真诚或者偶尔充满姿态感地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在一刻间，似乎能给人以发泄、释放的快感，但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本质。我们现在身边充斥的各种各样对医疗体制的批判和质问，其实也象我年轻时的愤怒情绪一样，浅薄而花里胡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解气，解气之后除了沮丧便无所收获。

    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ＳＵＥＤＥ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不同寻常的气度和风范，以强烈的方式触动了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触动来自心底，它提供给我另一种面对生活的独特表达方式。带着这样莫名其妙的强烈触动，我更希望自己能尽份薄力帮她面对疾病。我详细地准备了产品介绍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字字用心。但就在我感觉已经在内心很接近她而且现实里也快见面时，她最后还是把不多的时间尽可能地给了舞台，“如果现在不演，恐怕以后就没得演了”。曲终人散，她只留下大家一个背影。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季节更替，从春天到秋天。比如旁边紧邻的街道一夜间冒出了装修得纷繁多姿的咖啡馆。比如我的一个朋友生了病、读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们还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书店抱了本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回家……
    同事上班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走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半年的变化，试图打破有些尴尬的气氛。因为，这半年，对于四十出头的同事来说，发生的事更多、更重大：她陪着半年前突然诊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亲历了靠得最近的生和死，最终丈夫的身体在生死拉锯中全面投降。
    除了象郑钧唱的“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温暖”之外，我请她吃饭是因为相信她对于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已经不再忌讳，所以才有勇气请她吃上班后第一顿午饭。我还相信在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比较坚韧，能够面对得了她可能会谈起的生老病死。没有足够粗壮的神经，怎么能抵挡得了可能的痛哭流涕的悲剧场面？又怎么能对着一个亲眼目睹生死的敏感心灵，去谈论不可避免的冰冷话题？
    那天吃饭时，同事果真说到伤心处，流下了眼泪。她也果然和我说起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除此之外，她还说起在这半年里她读到的徐晓的《半生为人》――又一本和疾病有点关系的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四十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

    翻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第一页写的是：“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们人人难逃病人的身份――无非是个迟早问题。我们迟早必须面对自己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也迟早会有面对医生和医学的那一刻：可能是作为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关节炎患者……可能会作为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或者是因为一次单位体检才偶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每个人在自己成为病人之前，有可能因为亲人或者朋友的缘故更早面对病患――但事实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做聪明病人，也并非人人能做成聪明病人。
    现代医学正一步步变成科学“横行”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汪洋似海的研究进展信息，正象现代健康生活里的娱乐节目一样铺天盖地，我们渐渐生活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中，他预言――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生活在这种“美丽新世界”的我们，在信息拥塞的现实中忙于分解注意力，忙于被导游一览、速成手册、快餐文化和心灵鸡汤抓住，琢磨如何创业、如何管理、如何成功……确实不大有功夫去考虑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结果通常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美丽新世界”中让人麻痹、舒服、懒惰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陌生和让人厌恶恐惧的一切。人从未如此孤独。这时，他比往常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我们进入平静和坦然，我们可以籍此找到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也许不是完美，但起码更好。
    在我们或者我们亲近的人生病时，我们必须面对眼前的整个医疗世界，面对这个医疗世界暴露出来的各种缺陷。这个“庞杂的、势利的、官僚的、自负的”医疗世界，它潜在的问题一一暴露在我们眼前：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生日趋冷漠，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掉以轻心，先拿红包后上手术台；医学分工过细，病人成了一部零件出了错的机器……然后，我们开始了愤怒和抱怨，这世界不乏一些愤怒的病人。但是别忘了，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玩场情绪游戏，更不是为了让愤怒和抱怨这些“负面”情绪，来加重疾病。不完美的现实象团泥沼，让人很容易忘了最终目标，并在现实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但如果告诉你，现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生存的看上去粗糙不堪的环境，或者说，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的环境，或者说，正以缓慢的速度力图克服缺陷的环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直接面对它。不仅直接面对它，还要动用自己所能，找出迂回之计，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面对它。因为这世界可能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但起码有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
    事实是，似乎只有进入了疾病王国，我们才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出错的身体，面对疾病，面对死亡恐惧。这时，我们需要去给许许多多的问题找答案：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我们如何主动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理解疾病的意义？面对医生时，能否改变病人的“弱者地位”？怎么和医生进行沟通，得到我们希望的医疗？我们如何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如何赢得医生的注意力，尽可能获得最好的照顾？……这些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医疗世界本身，而是和我们自己有关，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解决。但这些问题里的绝大多数，我们很少真正认真、透彻地思考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偷懒”地把这些本该由自己去对付的任务，也一并推给了医生、推给医疗制度，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治疗方案一并给我们备好。而我们似乎只是那个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或者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被动等待结果的人。在我们严格审视生存环境的时候，又何时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去关注来自心底的声音，去关注那个近乎丧失思考能力、思考要求的衰弱的“自我”呢？
    一个人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众人抱怨的糟糕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

待续……

前题：

 

(作者是一个中途退场的医生。毫无疑问，她接受了最系统，乃至是最先进的医科教育，作为医学博士，乃至接受过博士后训练的研究者，她舍弃了最初要做医生的意愿，最后逃离了医学现场，到某跨国制药公司任职。不过她发现，医学的现场其实远远不是可以直接面对病人和病痛这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离一个叫做医学的生活事件――面对死亡和病痛，不过是或早或迟的问题――不过不是事到临头，很少有人愿意未雨绸缪。这直接导致了在直面病痛的时候，人的慌张无措。多少人是被病痛击倒的？多少人被“冷漠而僵硬”的医疗体系拖垮？多少人毁于不负责任的医生？多少人死于自己对于医院和医生的一厢情愿？而作为医院体系和医生本身，在被人病诟甚深之处，有多少一时不可开解的无可奈何？那个依然还闪烁着神的光芒的医学，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制药业的附庸？

    2005年7月，国务院研究中心承认，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还有很多此起彼伏的关于医疗、医药和医生的尖锐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些作为这本书的模糊背景。不过这部书稿不是关于这些宏大题目的讨论，细而言之，作者更关注的是，从一个经历了医科学习、医学研究和医药推广背景的普通人的角度，诚恳地传递一些尽量中立因此也显得比较有用的思考：在一切都是现实的情况下――而这个现实还不仅仅是中国的现实，更多还是全球的现实――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并非简单批判的态度来面对现在的医疗环境，作为普通人，我们能不能力所能及地了解一些关于医院和医生，关于医学的现状，更有效地、更聪明地使用这个体系，为我们赢得最大的保护和照顾，让我们更从容地去应对病痛，更有尊严地面对死亡？批判是容易的，谩骂则更为容易，不过每个人在开始迈入疾病王国的时候，一切情绪都显得单薄和无效。救赎需要从自己开始，这很具体，也并不耽误我们从整体上关照这个自身问题重重的系统，积极促进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